黄兵律师：轻罪时代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思考 作者：黄兵     时间：2026-03-31    来源：互联网

本次研讨会聚焦“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”，这一主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。自2006年10月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将宽严相济确立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以来，已近二十年。然而，时代变迁、刑法调整与犯罪形势不断演变，如何在各个领域全面而审时度势地把握宽严尺度，仍是亟待深入探讨的课题。以下，我将从内涵解析、现实紧迫性与实践路径三方面展开讨论。

一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体系

语义层面‌，“宽”指宽缓，强调慎刑理念；“严”指严厉，侧重惩治犯罪。而“宽严相济”的核心在于“相济”，即宽严二者需动态平衡、相互支撑。具体而言，可归纳为三个维度的关系：

宽严相辅相成‌：无论是在刑事立法中的重罪与轻罪设置、司法实践中的从重与从轻情节把握，还是在刑罚执行中的限制减刑与减刑假释等制度，宽与严始终相互依存、相互促进。立法、司法和刑罚执行共同构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完整链条。

宽严相互调济‌：罪责刑相适应，需要综合各类情节进行宽严调和；犯罪预防需要在个案办理与社会治理之间寻求宽严平衡；司法公正则要求法、理、情三者协调，实现宽严有度，进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
宽严并举并重‌：二者不可偏废。我国历史上虽不乏“刚柔并济”的治理智慧，但长期以严刑峻法、重刑主义为主导。改革开放后，为维护治安与经济秩序，一度推行“严打”政策。然而，当前犯罪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，宽缓的必要性愈发凸显。不久前，贾宇会长在2025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上的主旨发言《深刻体会习近平法治思想 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中进一步明确慎刑原则》引发广泛共鸣，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深刻回应。

二、轻罪时代下宽缓的必然性

刑事政策的适用需要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中综合考量。当前，我国已进入“轻罪时代”，表现为三个结构性转变：

罪名体系转型‌：自1997年《刑法》颁布以来，通过修正案与单行刑法，增设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罪，成为刑法修正的显著方向。刑法罪名体系整体呈现“去重刑化、去刑罚化、去监禁化”特征。

犯罪结构变化‌：重刑率持续下降，轻刑率显著上升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至2024年间，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仅占8.48%，而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占比达85.20%；故意杀人、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从2015年的4万余件降至2024年的不足1.6万件。

司法理念革新‌：从“重刑主义”转向“慎刑理念”，从“无差别重罪治理”转向“轻罪治理”，例如逐步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，体现了对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包容与支持。

三、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实践路径

政策与个案的有效衔接（处理好宽严相济政策与个案处理的关系）‌：坚持亲历性、实质性（例如实质性判断合法行为掩盖非法目的，以行为作为判断标准而非目的）、穿透式办案；贯彻审判中心主义诉讼制度（不是以侦查为中心，侦查人员、检察官、法官三者的诉讼角色和定位不同，但核心和目标都是要贯彻证据裁判原则），严格证据裁判原则；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（杜绝刑讯逼供、暴力取证、违法采取人身强制措施、违法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等违法行为）；保持刑法谦抑性，依法减少刑罚介入范围（刑法是其他法律的制裁力量，是后置法，保持法秩序统一性原理）；准确界定刑民、刑行交叉案件界限（刑事法和民商、行政法的交叉——部分重叠，比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，刑法就四种，产品质量法十八种；诉讼程序的交叉—先刑后民、行刑衔接，民商法律关系——民事讲法律关系和刑事构成要件的交叉）；依法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的出罪功能（刑法第13条中的但书条款“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，不认为是犯罪”的规定，尤其是行政犯案件）；加大管制、资格刑的适用范围；依法适用减刑、假释等执行制度。

政策与法律的规范边界‌：应勇检察长深刻指出：“宽不是法外开恩，严不是法外加重。宽严相济的首要前提是严格依法”。故必须坚持：罪刑法定原则；刑事诉讼程序；“确实充分”“排除合理怀疑”客观及主观性证据标准；刑法罪状特征——比如三阶层（位阶关系）四要件（集合关系），只是辅助分析方法，定罪是根据刑法分则和总则规定）；刑罚幅度和量刑规范。

政策与民意的价值平衡‌：习近平总书记曾说：“许多案件，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，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，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。”因此法律人需要：具备职业良知与同理心（避免司法麻木与机械）；综合考量常情、常理与公序良俗，释放司法善意（充分考虑群众感受、道德评价、社会伦理等，传递社会正能量）（对被告人从宽处理不会鼓励犯罪，而从严处理也不会让其受到不应有的同情）；实现法律效果（个别预防）与社会效果（一般预防）的统一。

结语‌：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五点总体要求：第一，该宽则宽，当严则严，打击和孤立极少数，教育、感化和挽救大多数；第二，宽严并用，切忌片面化；第三，依法办案，宽严有据；第四，因时制宜，严宽审势；第五，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。

作者简介：

黄兵律师，国浩律师(银川)事务所管理合伙人，宁夏法学会刑事法学研究会理事，宁夏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，向阳花刑事品牌负责人，宁夏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，西夏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。长期专注刑辩，主攻经济犯罪、商业犯罪、职务犯罪以及重大疑难刑事案件，为兽药巨头泰瑞制药股份公司污染环境罪、上市公司特大虚开增值税发票罪、宁夏特大医保诈骗罪、银川6.21富洋烧烤店特大责任事故等多起全国影响案件提供优质辩护。曾荣获2023年全国法治创新人物，2024年、2025年、2026年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(Chambers &Partners)大中华区榜单公司/商事重点推荐律师，荣膺律新社“2025年度商业犯罪领域品牌之星：匠心律师”。所办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“全国100件优秀刑事抗诉案件”，入选“2025年度全国十大刑事案件”，入围2024年度第十届“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”，荣获中世联盟双年奖之刑事辩护大奖等奖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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